从西蒙的名画到致王尔德的纸条，英国泰特呈现百年同性之恋 从拉斐尔前派(1848年兴起的美术改革运动)的西蒙到昆斯伯里侯爵写给王尔德的纸条，从爱德华·布拉(Edward Burra)画中波士顿酒吧的粗俗水手到1945年极为流行的综艺《穿裙子的士兵》(Soldiers in Skirts)，正在英国泰特美术馆举办的酷儿艺术展(“同性英国艺术展”)通过一系列艺术名作讲述了纠结的同性之恋。澎湃新闻特编译相关报道。
也许你以为这一展览充满情欲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 这场虚实相间的展览以纷纭的绘画名作与展品呈现出不同的道德观。这里有1934年曼·雷为弗吉尼亚·伍尔夫拍摄的肖像，也有1918年威廉·斯特朗(William Strang)笔下的戴红帽子的维塔·萨克维尔·韦斯特(Vita Sackville-West，伍尔夫的同性伴侣)；有经年累月的爱情见证、绘画、照片、亲密关系的素描、书信、面具，甚至还有诺埃尔·科沃德的晚礼服，如此庞杂的展品构成，让本次展览在艺术性之外似乎又多了一些人道关怀。
展品中有几本肯尼斯·侯利维尔(Kenneth Halliwell)和剧作家乔·奥顿(Joe Orton，侯利维尔相爱相杀的伴侣)在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从伦敦伊斯灵顿图书馆借的书。在他们手中，这些图书馆的书变了模样：埃姆林·威廉斯(Emlyn Williams)的一部戏剧被换名为Fucked by Monty；菲利斯·汉博尔顿(Phyllis Hambledon)的浪漫小说《女王的最爱》(Queen's Favorite)封面上多了一对即将行乐的男子。被剪贴的乱七八糟的书让图书管理员大为光火，一纸诉状将两人送进监狱监禁半年。但真正“有罪”的，恐怕不是不尊重或者任意剪贴书籍，而是他们所透露的酷儿讯息。
展览中虽然有许多有趣的地方，却也常常让人心碎。比如犹太天才画家西蒙·所罗门(Simeon Solomon)，拉斐尔前派重要代表，在伦敦与巴黎相继因鸡奸罪遭到逮捕，众叛亲离，生命最后20年蜗居在圣吉尔斯工作室，终日酗酒，郁郁而终。触犯社会道德与法律而得的污名毁掉了很多人的生命与事业，但也有较为幸运的，比如丹尼斯·沃斯·米勒(Denis Wirth Miller)和理查德·卓平(Richard Chopping)，1937年相识，2005年结为同性伴侣。他们有一只装满纽扣的饼干盒，每一粒纽扣代表一位与他们发生过关系的士兵。
另一个橱窗里是昆斯伯里侯爵写给王尔德的纸条：“致鸡奸犯——奥斯卡·王尔德”。紧挨着橱窗是一幅王尔德的全身像，还是贵公子的模样。全身像旁边是王尔德在瑞丁监狱服刑时牢房的房门。西蒙与王尔德所遭遇的悲剧，以及千千万万个被压制、被忽略爱欲的人，都在这里通过肖像展示了出来。克劳德·康恩(Claude Cahun，原名露西·书沃博)也不断跨越性别边界：“中性/无性是唯一适合我的。”拒绝常规定义就意味着她情愿与全世界为敌。
然而酷儿不仅是一种品味或者态度，其中还包含着复杂的关系。例如伊迪斯·库柏(Edith Cooper)和她的终生伴侣凯瑟琳·布拉德利(Katherine Bradley)就合体为迈克尔·菲尔德，她们称呼对方为“迈克尔”、“亨利”或“菲尔德”。库柏还是布拉德利的姨妈。她们的珠宝设计师朋友查尔斯·里基茨(Charles Ricketts)为这对恋人设计了精巧的小盒子，挂在展览的壁橱里。菲尔德称呼里基茨为“艺术家”、“仙女”或“小妖精”，而他称这一对为“诗人”。这些称呼的含义远不止于命名，而是他们生活与乐趣的浓缩。所以照片之外的文字包含了大量信息，需要认真解读。
里基茨的照片也悬挂在附近，照片中还有他的终生伴侣查尔斯·香农(Charles Shannon，相伴至1930年代两人去世)，两人装扮得像多米尼加修道士，背景是一派中世纪田园风，头上一只蝙蝠掠过空旷的长空。此二人与王尔德相交甚密，是唯美主义的忠实拥护者。 画家基思·沃恩(Keith Vaughan)，在男性裸体画上永远无法摆脱塞尚(Cezanne)和尼古拉斯·德·斯塔埃尔(Nicholas de Stael)的影响，最后选择了自杀。他笔下的男性多为扁平的色块，似乎一目了然，又总让人有坐立不安的感觉。他们表现出的压抑多于抽象，从沃恩留下的日记便可以看出他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，一则受病痛折磨，二来情欲得不到满足。日记在1977年11月戛然而止，沃恩也在过量的药物和酒精作用下离世。
沃恩的草图中有一位男性努力弯折身体进入一只罐子，还有一位男性的头在另一位男性的胯部，另外还有两位男性在温柔地亲吻。他为什么不把这些画出来呢？也许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，答案是不言自明的。 邓肯·格兰特(Duncan Grant)在1930年的肖像画PC Harry Daley中缅怀了一位名为海默史密斯的警察。他曾是福斯特(E. M. Forster)的恋人，还写过一本书记录他身为警察却知法犯法的分裂经历。
这些人的生活通过肖像画与神秘的场景上演，情欲则在摔跤运动或平静的生活中发酵。1932年到1935年间，格拉克(Hannah Gluckstein)创作了一幅盛着丁香与绣球花的花瓶，以此纪念她与插花师、美食作家与装潢师康丝坦斯·斯普莱(Constance Spry)之间的感情。这幅平静的画与格拉克的自画像截然不同，在自画像里，格拉克扬起下巴，目光挑剔，表现出一种近似男性的神情。
在雷顿男爵(Lord Leighton)的画中，代达罗斯正在帮伊卡洛斯穿戴他那双致命的翅膀。代达罗斯皮肤干瘪暗哑，与他漂亮的儿子形成鲜明对比。伊卡洛斯除了腰间一抹轻绢遮羞，浑身一丝不挂，但仔细看却能发现其实并无“羞”可遮；《纽约时报》之后发现了另一处异常：伊卡洛斯胸部的轮廓与女性的胸部一样。难道雷顿男爵是同性恋？ 同性恋的究竟艺术家还是艺术？或者一切都是旁观者的臆断？有些艺术家会用红帽子、孔雀羽毛、领口的花等，来暗示同性恋因素，而另一些则会借古典神话来暗指同性恋爱，比如西蒙·所罗门画中的萨福(Sappho)在暧昧地拥抱埃丽娜，她们上方有一对亲吻的鸽子，说明她们不是闺蜜，而是情侣。画中的人物之一萨福是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女诗人，传说她是同性恋，而“蕾丝边”(Lesbian)一词就是从萨福居住的地方“莱斯博斯岛”(Lesbos)演变而来的。
亨利·司各特·图克(Henry Scott Tuke)以康沃尔海滩游泳或者晒太阳的裸体男孩这一主题而享誉数年。他的模特包括意大利男模和英国橄榄球队员，摆着希腊神明的姿势，使画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为同性恋发声的英雄。但图克如果明白性学家霭理士的想法，应该就不会在利明顿温泉艺术画廊展出那幅《暧昧的猜想》(岸上两位少年欣赏水里的少年)了。
展览的第二条画廊中有一幅霭理士(Havelock Ellis)的肖像，不协调的因素逐渐显现出来。霭理士是优生学家，他研究同性恋与跨性别阵营只是为了彻底抹杀这类人，从而实现优生优育。同样，威廉·冯·格鲁登(Wilhelm von Gloeden)著名的照片——裸体的西西里岛男孩摆出经典运动员的造型，并没有透露他与这些少年的关系。这一部分的展览似乎企图平衡并协调性别身份与主流社会的关系，求得共存，但或许并无进展。
劳拉·奈特(Laura Knight)是展览中的另一个亮点。她是皇家艺术学院的首位女性成员，以自画像著称。这里展出的奈特穿着工作服，手里拿着画笔，背对着观众，她笔下的裸体女模也以背示人。此画作于1913年，妇女正在争取选举权，艺术学院仍然不对女性开放，所以这幅画暗示了历史的走向与进步。但它为什么会出现在酷儿艺术展呢？因为一个女性画另一个女性所带有的情欲暗示？或许有些牵强。另外，大卫·霍克尼那幅绝对应该入选的《我们两个男生一起紧拥》(We Two Boys Together Clinging)却不见踪影。
展览中不协调的存在或者令人遗憾的缺席尽管不尽如人意，但在拓宽人们对同性恋的认识上迈进了一大步。 从西蒙·所罗门到弗朗西斯·培根(画家)和早期的大卫·霍克尼，这一百多年见证了从1861年废除鸡奸死刑到1967年男同性恋无罪化的历史进程。1960年，霍克尼可以自由地给画作命名为《今夜我将为女王》(Going to be a Queen for Tonight)，培根也可以大胆地呈现男性在草地上寻欢的场景(虽然有些模糊)。 |
